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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是转到了这个新的问题上。“这个内幕可以告诉你们,11点我没有迟到,对吧,10点49分,也就是距离发布会还有11分钟,我被委员长定为发言人。我就快跑,跑,你们懂吧?”李肇星接着说道,“不能迟到,让你们等久了那就对不起你们了。”“我们叫人大发言人,没有新闻两字。”有记者将李肇星称为“人大新闻发言人”,他却很认真地解释道,“我们叫发言人,人大发言人、政协发言人,不叫新闻发言人。叫新闻发言人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发言人不光说新闻,有时候还要说立场。比如我说对你很满意,这也不是新闻,或者我抗议你,这是立场。此外还要说工作,所以叫发言人好一点。现在讲节能减排,包括汉字也要简洁。能两个字就不要三个四个。”向山东老乡问好对家乡充满信心“你对发布会现场的表现如何评价……”当一位媒体记者抛出如此问题时,李肇星笑着对周围的记者说道,“这个应该由你们记者来评价”,话语刚落就引得大家笑声一片,李肇星接着笑着对大家说,“你看温州人太厉害了,他就是温州的。”“你是哪里的?”李肇星接着问,现场来自山东的记者纷纷说道,“济南的”、“山东的”。“山东是大地方,俺是小地方的,胶南的。”面对李肇星的回答,记者忍不住问道,“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而且是山东老乡,您对山东有何建议?”李肇星表示,他相信山东代表团一定会有大作为,值得关注和期待,对于山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也一直充满信心。“您能不能跟咱们山东老乡讲一句话?”“问山东老乡好,祝大家龙年快乐,万事如意!”一提起“山东老乡”这个亲切的字眼,带着浓重家乡口音的李肇星笑着向老乡们问好,并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您也给北京人民说句话吧!”、“您给云南人民说句话吧!”……“好,好,好!都跟大家问好了!不好意思,我得走了,要不真得迟到了!”随后,李肇星拱手向大家问好并告别。(特派记者 李杰 杨芳 孙晓伟 梁赓)(中国新闻网)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 (记者胡浩、璩静)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的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在走出会场时对记者表示,缓解航班延误是航空运营质量的重要方面,民航总局通过四方面措施整顿航班延误,并取得明显效果。李家祥说,这四个方面的措施包括加强空管、航空公司和机场等方面的协调,比如航空公司、空管和机场在塔台共同值班;二是要求航空公司预留2%至3%备份运力,确保航班发生延误后能够有运力跟进采取补救措施;三是要求航班安排更合理、有序;四是加强信息发布,提前向旅客告知各航班运行情况。“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成效”,李家祥说,去年下半年在繁忙航线上,延误整顿措施果明显。数据显示,2011年1至11月份,中国民航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为76.5%,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2012年3月5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就“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张平]今年计划,今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我们定在7.5%,比去年实际增速又下调了1.7个百分点,比去年计划又下调了0.5个百分点。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还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客观反映经济发展的走势和趋势。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包括欧债问题、地区热点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现在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还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内部我们还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们把今年增长的速度预期目标定在7.5%,这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而且在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要实现7.5%的增长速度,还是要作出艰苦努力的,或者说7.5%也是一个不低的增长速度。我们也希望各个方面把工作的着力点能够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导读]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以后,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俄]雷日科夫著2011年12月,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周年。二十年中有关苏联解体的著述汗牛充栋。不仅仅是亲历者,只要是后来人都有机会对这段历史发表议论,做出评判。当然,亲历者尤其是那些距离事件的舞台中央和幕后越近的亲历者,视角和感受会更独特。1985年至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便是这样的苏联解体亲历者。2007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十五年后,他写出了《最大的历史悲剧》(中译本《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10年修订版)一书,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这幕悲剧的独特视角。其中尤为作者看重的,就是在改革后期急剧膨胀、迅速蔓延的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这是一把摧毁苏联的“攻城槌”。与别的分析不同,雷日科夫的视角围绕着这把“槌”的打造与运用,展示它的整体“流程”和某些细节。可以说,这是一部按专题、按时间编辑的纪录片。除了已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画面,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潮流人物的假面与真相,熟悉和不熟悉的文件材料之外,也有作者十多年思考的表露与郁积日久的悔愤之情的宣泄。作者显然不是在做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甚至也不全是回忆和评说,他是要把能够理清楚的东西理出来,立此存照,与放在这座历史陈列室里的所有物品一样,让每一个驻足的人去感悟去思索。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以后,为了调动上上下下的改革积极性,增加对“惰性势力”的推动作用,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指出乃至渲染民族关系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它们借助官方对民族问题的自我检讨和揭露,利用长期受片面报道和教育的群众了解了一些“真相”之后产生的困惑、惊异和愤懑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竭力证明如果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掌握了国家主权,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加之这时苏共由于改革成效有限、威信下降、控制力减弱。这两种事态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分离势力迅速做大并且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是,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民族主义势力把自己打造成“攻城槌”的第一步是在阿拉木图开始的。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近三十年的哈萨克人库纳耶夫被解职,而苏共中央派来的接替者是俄罗斯人科尔宾。这一反几十年传统,被雷日科夫客气地称为“不恰当的任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导致破坏了苏联这个最大的共和国之一的安定局面。就在宣布任命的第二天,阿拉木图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就出现了第一批几百人的示威者,他们对苏共中央任命一个似乎和哈萨克斯坦毫不相干的俄罗斯人表示不满。结果,发生了严重骚乱和流血事件。虽然示威很快被警察和军队驱散,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按照雷日科夫的看法,这次事件的爆发,还不能说是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挑唆。示威者反感的是中央大员那种盛气凌人、说一不二的官僚作风。当时的人们在到处都高喊着的“改革”、“公开性”的影响下,相信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成为政府的决定。他们走上街头不是要反对其他民族,而是要明示多数人的意志,是要给那些高呼改革的人发一份答卷。然而,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苏共中央和苏联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好,并没有尊重人们的意志,仍然是按旧的习惯办事。在用强力平息了事件后,又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事件参加者的头上。事情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的,当把一个罪名错误地强加于人后,反倒激发了他按这个罪名所具有的方式行事。也许,正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法,伤害了群众也激怒了群众,使他们不是向党中央和戈尔巴乔夫靠得更紧,而是拉开得更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与中央拉开距离的过程中爆发了。作者非常看重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的那次著名事件。在他看来,与阿拉木图事件不同,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早在1987年,格鲁吉亚就出现了大批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派组织,此后它们的活动非常积极。如果说其他共和国“民主”派在提出政治口号时还多少使用一些“外交辞令”的话,格鲁吉亚“民主”派就直截了当得多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于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境内其他民族的排斥都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用来“造势”。终于演化成4月中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和静坐。在对示威者规劝未果的情况下,共和国领导人请示中央后决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驱散政府大楼前及主要街道上的人群。执行任务的军人和示威人群发生了肢体冲突,出现了踩踏,造成多人死亡,大批人员受伤。最让雷日科夫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此事做出的审判。这个以大名鼎鼎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为主席的委员会认定,造成悲剧的责任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主要领导和执行命令的几位将军;而那些真正动乱和恐怖行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在作者看来,这次“可耻的”、“颠倒黑白的审判”,“明白地昭示了,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可见,这把“槌子”不仅已经“打造”出来,而且在第比利斯初试锋芒了。使用“攻城槌”发动第一次直接“撞击”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88年中期就开始出现在立陶宛的具有激进民族主义取向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即“萨尤季斯”),爱沙尼亚的非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以及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引领了波罗的海三国“捣毁”苏联的进军。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运动开始还是打出了“支持改革”、“反斯大林主义”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旗帜。这样的口号对广大群众很有吸引力,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经济状况、对耳濡目染的中央和地方上领导的行政官僚做法、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偏差与失误深感不满。当然,不管是三个共和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中,在初期持支持和赞成态度的大有人在。在“萨尤季斯”的成立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委托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向其表示“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因为他从“萨尤季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而立陶宛共和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人下令,从党员和团员缴纳的党费团费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交给“萨尤季斯”使用,随后大型企业得到指令也照此办理。有了足量经费支持,“萨尤季斯”声势骤大,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分配给立陶宛的四十一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季斯”得到了三十四个。但是,“萨尤季斯”也好,“人民阵线”也罢,它们毕竟是要标新立异的政治“另类”,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苏、反共并不奇怪。当然,“萨尤季斯”也会选择时机和“抓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萨尤季斯”更喜欢称之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就是他们选择的时机和“抓手”。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三国代表对每个有可能涉及让三国退出苏联的问题,都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竭力在传播到苏联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电视直播镜头面前,展现“民族自我意识”。身处其中的雷日科夫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89年8月22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十周年纪念日前一天,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设的研究苏德关系及其后果的委员会认为,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由立陶宛国民会议于1940年7月21日发表的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和随后苏联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的法律是非法的。23日,在立陶宛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示威活动。示威者的标语牌上写道:“俄国占领者回家去”,“从立陶宛撤走红军”。当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手拉手组成一条六百多公里的“人链”,从维尔纽斯一直到塔林,抗议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百万人在要求苏联从三国撤出军队的号召书上签字。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要求组成民族军以“抗击俄国坦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无效,立陶宛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把国名变更为立陶宛共和国;使用新的国徽等。之后几天又改变了一百五十多家苏联的国有企业的归属地位,纳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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